左4为陈国贵先生

        东东洋楼始建于明末，清朝顺治八年竣工，历经三代人九十八年的艰辛建造，终于大功告成。主楼也叫内楼，大门朝西，外楼大门朝北，内外楼四面环水，巍然屹立在护楼河之中。这座大型的土方楼系两楼结合而成，规模巨大，结构稳定，古朴典雅，丰富多姿。蕴含易经建筑理念，充分展现了科学技术与人文的巧妙融合。土楼与护楼河交相辉映，在古建筑史上十分罕见。各种摆布大方合理，河旁的树木和毛竹生机盎然，整座大楼显示出宏伟壮观的景象，在闽西是绝无仅有的土木建筑杰作。全楼占地面积5000多平方米，建筑达4000平方米，内楼3层66个间，外楼2层96个间，合计162个间。内楼基础周墙厚度1.75米，楼高15.5米，大门用梓木外包铁皮，高2.6米，宽1.45米。外楼环主楼而建，高9米，外楼外墙厚0.9米。共用夯打垒土实方7000多立方米，使用杉木成型木料1719立方米。东洋楼与众不同，充满了奇葩和特异，它的有别之处在于：其一是用聚合力极强的糯米、红糖、红色山地土壤略含细沙搅拌均匀，浑然一体，棕垒夯实。是福建土楼中厝与方楼结合的唯一代表。是以厝围楼，以厝护楼的特殊形式。是土楼历史与建筑工艺相融合的珍贵实物。内外楼之间环主楼而建的露天廊道可两楼共用，是受外来侵害时的抵抗阵地。楼外景观别致，内外楼的所有房间通风和透光性能良好，排泄通畅，冬暖夏凉；其二是内楼天井均用大小不一的鹅卵石裸石拼砌，长18米，宽17.5米，站在天井中观察似乎是杂乱无规则，但摆放八仙桌却是四平八稳，泰然安定。若从三楼往下看天井，又会显示出隐性阴阳鱼图形。彻夜星光的晚上观看天井中的饮用水井，水面犹如繁星的倒置，美不胜收；其三是楼外四周护楼河环抱，水流清澈见底，可看透鱼儿的腹鳍、尾鳍和背鳍。每当微风吹拂时，碧波粼粼，让人爽心悦目。河面宽度各异，河水深浅不一，鱼翔浅底，或自由跃出水面，或潜往深水中，观看者的感受都是心旷神怡。体现出人和鱼与环境的自然及和谐；其其四是护楼河水从不间断，但楼内地面却很干燥，贮存物品不会发霉变质。从河沟到外厝，从外厝到廊道都宽敞清晰，露天场所大；其五是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内楼与外楼充满了伏羲发明的易经八卦原理，东面紧靠山峦起伏的龙头山脉，西边邻近雁石溪支流硿溪，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均俱在。交通便利，地面宽敞。用无人机拍摄该楼，更能体现内外环境的优雅、绿色和壮观，是块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其六是防火防盗等安全措施十分严谨严密。护楼河上的吊桥是出入的唯一通道，吊桥吊起时无法出入。楼内万一发生火警，则有设置的水箱储水可灭火，防御功能独具匠心。外厝大门厚重而坚固，是全楼护卫门槛。自1652年以来的300多年间，曾多次遭遇过受伤的老虎、受惊受伤的野猪、山贼、盗匪和溃兵的袭击，但却从未被外界攻破。这就得益于坚挺牢固的大门、外墙和多处突出的楼角可射出箭、子弹、击发鸟铳铳珠，抗击下山的大猛兽和外敌。东洋楼是土楼中期建筑史上，军事防御建筑的百科全书，在福建土楼建筑史上具有无可代替的功能和价值。既是积淀了厚重的河洛文化、中原文化和中华文明，又是土木建筑的的瑰宝，同时还承载着辉煌而动人的革命斗争故事。

        1929年5月23日、6月3日、6月19日，红四军运用毛泽东、朱德制定的“十六字诀”和诱敌深入的战略，组织三打龙岩城。东方片区的苏邦东洋楼和白沙南卓村等地，在龙岩县委的领导下，策应和配合红四军的攻城战斗，举行武装暴动，迎头痛击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的主力。随之，闽西大地革命热潮风起云涌，龙岩、永定成立苏维埃革命政权相继成立。打土豪，分田地，沉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武装。毛泽东亲笔写下“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的诗句，闽西人民无不欢欣鼓舞。然而，由国民党军队、民团、乡丁汇集起来的反动势力，疯狂地进行反扑，镇压革命群众，残酷杀害赤卫队员，企图歼灭掉红色苏维埃。东洋楼的苏维埃主席就是这时候被残忍地砍头碎尸杀害的。

       1929年7月间，朱德到东洋楼扩红。他走过东洋楼木制吊桥进入大门后，解下斗笠坐在石条上歇脚。他给楼里的群众宣讲共产党是为广大劳苦大众而闹革命的。当他惊悉东洋楼的陈前苏维埃主席被国民党杀害后，极其气愤，严厉地谴责了反动政府和反动军队，并饱含深情泪流满面地高声说道：“陈前主席，精神不死！”朱德看到东洋楼的百姓前仆后继，不怕流血牺牲，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把粮食充军，十分感动。当时的龙岩县委秘密组织赤卫队员和革命群众编织草鞋，砻谷籴米补充军需。东洋楼的业主把自家食用的粮食送给红军。朱德把身上仅有的一块光洋留给了陈前主席的遗属，以示慰问和吊丧，并嘱咐遗属和乡亲们，一定要坚强下去，愈挫愈奋，国民党反动派必定要彻底灭亡。临走时朱德还拨了十多杆从国民党军队旅长陈国辉所部缴获的步枪给东洋楼的赤卫队员。当年的东洋楼位于三岔路口，一条到白沙，另一条到万安，还有一条到龙岩县城。这个交通要塞，每一次的重大事件，国民党都要设法控制。

        1929年7月，红四军在朱德率领下，出击闽中地区，为了保证部队顺利通过，大军到东洋楼之前，红四军已有一个排的兵力先行驻扎在楼内，三条路口都设有哨兵，确保大军畅行到万安。红四军出击闽中地区，行军路上不断传播革命火种，动员和组织成立赤卫队，恢复被破坏的苏维埃政权，并沿途扩红。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白色恐怖，凡是游击队员、赤卫队员、苏维埃人员都会被杀绝并株连家族。村民们都不敢公开表露去当红军，免遭家族灭顶之灾。苏邦村的群众都是趁着夜色偷偷跟着红军走的。东洋楼的陈团浩、陈湘林，还有翁俊秀、林九姑以及湖洋村的邱金发等一批群众，深夜跟着红四军，踏上了出击闽中的旅程，沿着万安方向走上革命道路。

        解放后，跟随朱德参加红军的苏邦东洋楼的幸存者，都有回桑梓观光。1953年夏和1956年秋天，时任浙江温州地委书记的陈湘林带着警卫员回到东洋楼，1963年已获授少将军衔的邱金发返乡看望邻里乡亲。这些老红军返乡，全村人都奔走相告。当时的龙岩地委书记、龙岩县委书记等地县党政领导都开吉普车到苏邦、到东洋楼，有的在地委、县委接待衣锦还乡的老红军。

        1930年6、7月间，正是夏收季节，龙岩县东方片反动团匪刘烈波率100多人到苏邦村劫财害命，袭扰村民。东洋楼的业主和村赤卫队员30多人凭10多支朱德拨给的步枪和鸟铳，依楼所设置好的阻击点拚死抵抗。相恃阶段，团匪搬来柴草烧外厝大门，被门顶内侧上方水箱储存的水浇灭。恼羞成怒的团匪准备用手雷和火药轰开大门，又被角楼射出的子弹和鸟铳弹珠等火力所阻。经过两天激战，团匪付出死3人，伤10多人的代价后，才愤愤离去。村赤卫队仅轻伤数人，保护了退却到楼内的数百名群众的生命和新收获的2万多斤稻谷。现外楼大门仍保留下来的局部火烧的痕迹和墙边、大门的弹迹与弹洞，这就是当年多次土楼保卫战的历史见证。1937年春节前后，邓子恢、张鼎丞等曾经先后在东洋楼向群众讲述革命斗争情况，阐明红军既是红色真理的宣传队，又是点燃革命火种的播种机，也是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先遣队，还是打土豪恶霸匪徒的战斗队。苏邦村的群众和赤卫队员积极支持邓子恢、张鼎丞等红军领导的行动。           1937年8月，经过三年浴血奋战的龙岩游击队和其他兄弟部队奉命下山，整编、改编为闽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第一大队。支队长为谢育才，参谋长为罗忠毅，政治部主任为魏金水。红一、红三、红七支队和龙岩独立营改编为红二支队，他们同邻近的永定县、上杭县的部分地方游击队代表集中在东洋楼。之后往白沙，在南卓村黄家厝设立了政治部，司令员是张鼎丞。在这个阶段，张鼎丞、邓子恢、张龙地、俞炳辉等红军领导都曾在东洋楼扩红，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活动。1937年10月9日至15日，中共闽粤赣边区临时代表会议在龙岩白沙南卓村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26人，他们代表着边区5000多名共产党员。东洋楼的赤卫队员，趁夜晚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偷给会议送米送菜送盐。会议由方方传达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指示，张鼎丞代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关于三年来闽西南党组织领导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坚持游击战争”的总结，邓子恢作“关于三个月来国共和谈的经过和问题”的报告。会议遵照党中央的决定，撤销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选举产生了首届边区省委委员，张鼎丞为书记，方方为组织部长，邓子恢为宣传委员，谭震林为军事部长。闽粤赣边区党的临时代表会议，是边区党的组织在全国抗战爆发后，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使边区党组织和红军正确、适时地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到民族解放的战略转变，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边区国共和平合作抗日局面，实现边区红军改编奔赴抗日战场，奠定了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和组织保证。对于加强边区党组织和抗日救亡运动的统一领导，对于闽西南老根据地巩固和发展，以及创建党在南方的抗日战略重点，都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在在临时代表大会召开前后，魏金水、张鼎丞、邓子恢等红军领导，都分别在东洋楼访贫问苦，动员村民参加抗日。东洋楼和苏邦村民参加红军的，从此走向了抗日救亡的战场。1983年6月15日，国家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书，记载的陈炳海在1941年皖南事变时，参与对日寇作战壮烈牺牲的英雄就是从东洋楼走出的铁血男儿。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东洋楼进行过一次全面地、彻底地清理，清出了很多朱德、邓子恢、张鼎丞等在东洋楼、在白沙南卓等地扩红的传单，清出了一批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小日本滚回去的传单或资料，还有一批木刻雕板。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本该呵护和珍藏着，用于警示子孙后代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然而，十分遗憾的是这些珍宝，都被破四旧立四新的红卫兵付之一炬，永远无法复原了。

         东洋楼的业主们对中国共产党，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充满了深厚的感情，他们对今天的幸福生活感恩戴德。他们历经几十年千辛万苦地收集到的有关共产党重大活动资料和几万枚毛主席像章等，于2018年5月18日在东洋楼二楼专门设立了毛主席像章纪念馆。用毛主席像章艺术形象地拼接成古田会议永放光芒、遵义会议扭转乾坤、延安宝塔映衬延河一湾清水、毛主席去安源、敌人压不垮的井岗山革命圣地、永载史册的西柏坡重大军事指挥阵地、雄伟的天安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还有中国地图、党旗、国旗等图案。最显耀的而且是全国绝无仅有的直径达1.8米最大的毛主席像章也位列其中，如同东升的旭日，迸发出万丈光芒。《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语录》、党和人民军队的重大历史时期的珍贵照片也展示在毛主席像章纪念馆。

        东洋楼的红色文化都是丰富多彩、充实厚重的革命斗争历史题材，记载和涵盖了毛主席宏韬伟略、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雄伟而精典的人生履历。这一件件，一桩桩都是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举世无双的壮丽征程的缩影，都是浓墨重彩的靓丽与辉煌的史诗。东洋楼积淀的政治、历史和文化是多元化的。楼内还存放着清朝康熙年间，因战功显赫被任命为延平府副将、升福宁总兵陈士恺的战刀，这把战刀长1.75米，重4.25公斤，历史价值颇高。它是陈士恺跟着姚启圣率领的清军收复漳州、厦门、台湾的史实，也是闽台渊源关系的重要涉台文物证据。陈士恺就是东洋楼的八世裔孙。同时，楼内藏品还有一批古代陶瓷器皿和大量的国民党政要人物的画像笔迹，如行政监察院院长、复旦大学创办人之一于佑任，抗日高官张学良等笔迹和多个朝代名人的翰墨字画。世界陈氏宗亲会名誉会长陈盛根、台湾台中市议员陈福文博士等名流的照片亦存留于楼中。1929年出生的台胞陈克诚是东洋楼十七世孙裔，他于1945年随国民党军队赴台，考入陆军军官学校，继而攻读法律，曾任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检察署检察官。他爱国爱乡感情浓厚，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曾拿出数百万元回乡投资兴业，并多次捐资修葺东洋楼。对促进两岸交往，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东洋楼是海峡两岸交流的载体。这几年两岸陈氏在东洋楼交往密切，每年开展一次交流活动。2017年6月20日，由福建省陈氏委员会、苏邦东洋楼联合主办的第九届海峡论坛·海峡百姓论坛陈氏分会场在东洋楼隆重举行。来自闽台两地及湖北、江西等省市的海内外陈氏宗亲有500多人共襄盛举。福建省陈氏书画研究院10余位画家、书法家都亲临会议，还留下了值得珍藏的墨宝。东洋楼的业主们念念不忘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给陈氏的题匾“一门双理学，九子十科明。”铭记着缘始祖公之教诲：“行善积德，勤俭持家，尊长扶后，工贾无妨，忠孝睦姻。”牢记祖训家规，忠国爱家，上表祖宗，启裕后昆，洋溢着浓厚的家国情怀，让东洋楼持之以恒地折射出奇光异彩。各级政府都高度重视，尤其是雁石镇和新罗区政府始终关心和爱护着东洋楼。2013年元月28日，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东洋楼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省、市、区级有关部门决定无偿拨款共计536万元，建设东洋楼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党和政府的给力，为东洋楼的业主们带来了莫大的鼓舞和有力的鞭挞，激励着他们初心不改，砥砺前行！

（注：作者陈国贵，复旦大学学士，义门客家永定人，现任虞舜陈裔全国理事会副会长，永定陈氏宗亲联谊会顾问。曾在国家和省级报刊发表过一百多篇学术论文、文章等，多次获得国家和省级优秀学术论文一等奖或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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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1为陈国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