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宁陈氏四代五杰的百年传奇，烛照出中国近代文化人命运的缩影……在广纳中华文化之精粹的新编《辞海》中，陈门五杰的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和陈寅恪祖孙4人，同时享受到了“分立条目”的待遇——

        陈宝箴（1831-1900年）

晚清湖南新政的领军人物，湖南巡抚。陈三立（1853-1937年）陈宝箴之子。清末“维新四公子”之一，诗人。陈衡恪（1876-1923年）陈三立之子，诗书篆刻俱佳。陈寅恪（1890-1969年）陈三立之子，清华国学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之一，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三百年来仅此一人”。再加上陈衡恪之子陈封怀，这五位闪耀中华的人物，祖孙四代，一脉相承，身上流淌着同样一份热血和情怀：他们谱写了一段声名显赫的家族历史，一段四代精英的辉煌传奇，一份可歌可泣的家国情怀。

        古有“吴头楚尾，粤户闽庭”之说，讲的便是赣鄱(gàn pó)大地——江西。陈宝箴祖籍江西。1852年的乡试，21岁的陈宝箴中了举人，并深受两湖总督曾国藩的赏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冲天大火，陈宝箴在一家茶楼亲眼看到浓烟从西北冒出后失声痛哭。他放弃科场，投身军旅，后官至湖南巡抚。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期，以富国强民为己任，建树颇多。湖南新兴事业蔚然而起，成为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陈宝箴悲愤交加，长叹：“无以为国矣！”他不畏强权，屡为国事上疏，又大力推行新法。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骨干陈宝箴遭到惩处：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后陈宝箴被赐自缢，他死前心若寒冰地留下遗嘱：“陈氏后代当做到六字，不治产，不问政。”因此，陈宝箴之后，陈家再也没有涉足宦海。不为一己谋私利，但为万世开太平。陈宝箴的民族大义精神，深深影响了儿子陈三立。 

座佑铭：处世先立身，做事先做人。

        陈三立，“维新四公子”之一，在诗赋方面造诣甚高，是近代同光体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有“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之誉。在陈宝箴主持各项维新举措时，陈三立遂侍左右，得其父言传身教。1882年，礼部侍郎陈宝琛主持了一场乡试，批阅时，一份考卷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份考卷不以时下最流行的文体作答，而以散文体写就妙文，洋洋洒洒，一气呵成。陈宝琛读完大加赞赏。破例将其录为举人，这名考生就是陈三立。1889年，陈三立中进士，同父亲陈宝箴一起在朝为官，为维新运动四处奔走疾呼。1898年戊戌政变后，陈三立因“招引奸邪”之罪被革职，返回江西。此后，政途之上再无陈三立，而文坛上冉冉升起一颗新星。陈三立也将自己对国家的一片赤诚，转化为对后代教育的呕心沥血。1903年，陈三立办了一所家学，为了供课堂之用，陈三立果断决定：“将我的住宅让出办学。”他更以远大的眼光聘请了外国教师，注重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还废除"八股文"和跪拜礼节，禁止死背课文及体罚学生，大开创新式学校的先例。曾有几位学生问陈三立怎样才能写好诗？散原老撒下一片阳光：“你们青年人，目前的任务是怎样做人。”处世先立身，做事先做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战火波及北平、天津，众人纷纷携家逃离，而陈三立却说道：“我决不逃难！”

当时日军气焰嚣张，有人就说中国必败，陈三立听说后怒斥：“中国人岂狗彘耶？岂贴耳俯首，任人宰割？”当时，陈三立的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陈三立痛骂郑“背叛中华，图功利”，当即与之断交。后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军欲招纳陈三立，百般游说，皆不应许。侦探日伺其门，陈三立大怒，呼佣人拿扫帚将其逐出。从此绝食五日，忧愤而死，享年85岁。

座佑铭：文人作画，第一人品，第二学问。

        陈衡恪，字师曾，号槐堂，又号朽道人，是民国初年天才横溢的画家，美术家，艺术教育家。6岁那年，陈衡恪随祖父乘轿游西湖，见湖面荷花盛开，小小的陈衡恪竟不知不觉在轿板上用手指画荷花。回家后，陈宝箴给了陈衡恪笔墨纸砚，让懵懂的陈衡恪学习画画，陈衡恪和绘画的缘分就从这时开始。民国初年，北京金石书画之风大盛，陈衡恪的花鸟画脱颖而出，他的画作取百家之长而别具一格：画兰花，笔下的兰花仿佛在风中摇曳；画竹子，干亭亭而叶潇潇；如见其动，如闻其声；画山水，不学时流而另辟蹊径。陈衡恪秉承陈三立之风，认为画画与做人是分不开的。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陈衡恪的人格也深刻影响了他的儿子——中国植物园创始人之一陈封怀。 

座佑铭：我是有国籍的，我的根在中国。

        陈封怀在金陵大学就读农科时，就对植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3年的中国虽有新建的植物园，却没有一座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供植物研究的植物园。当时，植物学家胡先骕决心要办像样的植物园，陈封怀当即参与寻觅植物园园址，后决定在庐山建立森林植物园。植物园创办初期，年轻的陈封怀骑着一匹小毛驴，连续几年，无论刮风下雨、冰雪严寒，足迹踏遍了庐山的每一条沟谷、每一片山坡，对庐山上的各种植物了如指掌。不久，陈封怀又考入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学院，专攻园艺学和报春花分类学。两年后，他谢绝了英国导师的盛情挽留，毅然返回了庐山。他对自己的导师说：“报春花的故乡在中国，我的根，也在中国。”回来的时候，他舍弃了自己所有的行李，却带回了六百多种植物标本。 1948年秋，蒋介石想装饰和宋美龄的庐山别墅——“美庐”。底下的官员为讨好蒋介石、宋美龄，派了四个人到庐山植物园挖掘红枫。时任植物园主任的陈封怀挺身而出，义正言辞地说：“红枫不能挖，树木是植物园的，我有责任保护！”、挖红枫的人见陈封怀坚定不屈，只好讪讪而退。 

人物评价：贯通中西，百年难见的人物。

        “陈门五杰”享誉中华，而其中最为出名的便是陈寅恪。得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两代人的文学积淀，得长兄陈衡恪以身作则树立榜样，陈寅恪厚积薄发，成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我国著名古典研究专家傅斯年这样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1925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迎来了四位导师，前三位学者无一不是文坛翘楚：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戊戌变法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才学过人、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而最后一位让人大跌眼镜，无学位，无著作、无文凭的陈寅恪。众人不禁议论纷纷：“他教得了我们吗？”梁启超笑笑，一语惊诧旁人：“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终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没多久，他就成了轰动清华的人物。据学生讲：“陈先生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陈先生讲课时七八种语言信手拈来。”“陈先生讲历史，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就连文字出处都说的一字不差！”陈寅恪有一套著名的讲课规定：“四不讲：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我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后来凡是陈寅恪的课，皆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也来听他的课：研究院主任吴宓风雨无阻、堂堂必到；每当陈寅恪讲《中国哲学史》，在教室的角落里总能看到哲学专家冯友兰的身影。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可以向陈寅恪请教，而且一定能得到满意的答复。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的美誉。吴宓曾不无感慨地说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又因陈寅恪身出名门而学识过人，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盛名之下，陈寅恪始终朴素厚实，谦和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2年，清华大学举行新生入学考试，陈寅恪出了一篇国文试题——作文《梦游清华园记》，另一题为“对对子”，上联是“孙行者”。结果“对对子”这一题，一半以上考生交了白卷。对出“胡适之”而获满分的考生，仅周祖谟（北京大学教授）一人。其余答“祖冲之”，“王引之”之类也尚可成对，凡答“唐三藏”“猪八戒”“沙和尚”等都不及格。当时正是白话文运动蓬勃发展之时,因此有人在报上批评清华大学食古不化，不应出怪题“对对子”考学生。陈寅恪有理有据地提出四条理由：测试考生能否区分虚字和实字及其应用；测试考生能否区分平仄声；测试考生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考察考生思想条理。这番解释一经发表，“对对子风波”即告平息，陈寅恪的威望可见一斑。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当局为了维持统治，特意派人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陈寅恪办东方文学院，陈寅恪坚决拒绝。第二年，日方仍不死心，请陈寅恪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面对金钱和威胁，陈寅恪始终不为所动。不幸的是，陈寅恪患上目疾，医生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这对于一个执笔之人而言，不亚于晴天霹雳。而陈寅恪却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助手帮助，写成了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步步卓绝，字字啼血！助手黄萱曾感慨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1929年6月3日，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陈寅恪首先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这是一种极纯极高的境界，而先生恪守终生。他的学问、他的独立、他的气度、他的坚毅、他的认真，当之无愧是民国文坛上那颗最耀眼的星。

        义宁陈氏在短短几十年间，衍生出“陈门五杰”这样的人物，究其缘由，其实是家族门风的百年积淀。陈寅恪先生曾说：“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家世信仰之至深且固。”陈氏先祖陈腾远奉行“重信义、轻财贿”，教育子孙要“立仁德之志，操君子之节”。朱德裳在《三十年闻见录》中赞叹：“吾阅世数十年，所不愧清风亮节者，义宁陈氏足以当之。”是的，陈门子弟用他们坚毅的一生书写的：是刚直耿介的君子之风，是舍我其谁的英雄气魄，是保境为国的民族大义，是俯仰无愧于天地，行止无愧于人心的赤诚精神！义宁陈氏，山高水长！